|6册 线装||清末钞本||南京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刘厚泽捐赠的《周氏遗书》和南京古籍书店所藏刘慎诒抄本《太谷经》，是新发现的两部太谷学派遗书。探讨二书的来源和原始面貌，比较各本之间的异同，对于“太谷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了解太谷学派在清末民初的传承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南京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函套上的签条署名为《周氏太谷遗书》，共11册，为太谷学派传人、清末小说家刘鹦的孙子刘厚泽先生于1961年捐献。|南京古籍书店藏本即为此件标的，署名《太谷经》，全书分礼、乐、射、御、书、数共6册，单栏红格九行稿纸精钞。全书共标页码338页。成书规格为长26.6厘米，宽16.1厘米，版框规格长21厘米，宽13厘米，四眼线装，蓝绫包角。原书无签条，书名直接题写在灰黄色书面纸上。《周氏遗书》原名即为《太谷经》，可见该书的传抄时间较早。该书首册扉页上有贵池刘慎诒题记。刘慎治（1874-1926），安徽贵池人，字龙慧，号逊夫，官至江苏候补知府，着有《龙慧堂诗》二卷。刘慎治的这篇题记大约作于1916年，因为刘在校阅《太谷经》时，书尾有“丙辰年”之落款，丙辰年为民国5年即1916年。这篇题记说明了如下问题。首先，这部抄本的母本为泰州陈木天所藏。陈木天原名陈文铎，木天是他的字，为泰州优廪生。其生卒年不详。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农历十一月初三日，李光炘去世，陈木天曾与黄葆年、谢逢源、高尔庚、赵永年等为其选择墓地，并与众弟子送灵舆入山。可见陈木天亦为李光炘的主要弟子之一，与太谷学派第三代主要传人黄葆年、刘鹦为同时代人。陈木天手中藏有太谷遗书，应是情理中事。但陈木天所藏是否为李光炘缮写的十二部之一，笔者不敢断言。其次，刘氏丙辰年（1916）读校该抄本时，陈木天已于前一年去世，其时该抄本已经“写而藏”了一段时间，故刘氏抄本应为清末或民国初年抄本，陈木天原藏本的传抄年代当为更早。陈木天原藏本共有10余册，书名为《太谷经》。刘慎诒重抄时分为6册，“礼、乐、射、御、书、数”的分册方法为刘氏重抄时所加。另据刘慎诒所作题记的笔迹与抄本笔迹相比较，该抄本似为刘慎治安排他人写抄，而并非刘氏亲自所抄。但刘慎诒事后亲自对该书进行了校对，每册书尾所留校对笔录的笔迹与题记的笔迹相同。再次，刘氏将该抄本与《雅言》所载张清着“澄碧堂善知识记”所记《太谷经》篇目校对时，得出“与予所藏者同，而予书复有序、说、杂记十余篇，为彼记中无”的结论。|《雅言》创刊于1913年的上海，该刊以“文以足言，言以明智”为宗旨，所刊文章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可见《太谷经》在清末民初的文人社会已有一定的影响。更为可贵的是，刘氏对太谷学派有较高评价。他认为《太谷经》“大都朴实说理，源本孔孟，虽有微言奥义，人未能解，而何尝有一言立异以矜张其门户乎？”该论断客观合理，实属难得。另外，刘氏曾有刊行《太谷经》的打算。题记中说：“太谷既为予乡先达，则刊行是书，予之责也。且使人人知太谷为孔孟之学，非如人言之怪僻其行。”刘慎诒与周太谷为同乡，又景仰太谷之学，只可惜刘氏的计划未能实施，否则，人们将能够提前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并研究太谷学派。笔者将刘慎诒抄本与南京博物院藏本及刘蕙孙抄本粗略相校，除篇目、内容大抵相同外，刘慎诒抄本多出数则内容，为他本无，如在第一册中，首页即多出“西北六西七西南二”等10行88字；在第二册中，多出“□□问易”篇幅142字等。这两种抄本的发现，对于“太谷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相对于刘厚泽捐献本，刘慎诒抄本体现了太谷著作早期的传播面貌。特别是反映了太谷学派被清政府定为“叛逆”后，《周氏遗书》南本的传抄情况。笔者以为，黄崖劫难后，为掩人耳目，免遭麻烦，当时太谷遗书中凡牵涉到人名的地方，均以“○”代之。而刘慎诒和刘厚泽抄本均未分卷，刘蕙孙抄本则分为10卷，是刘先生抄写时所区分，还是刘先生的先辈已将遗书分为10卷，笔者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刘蕙孙本经过了太谷后人的增删整理工作。“太谷学派遗书”各种抄本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了解了太谷学派的传承过程。从《太谷经》到《周氏太谷遗书》再到《周氏遗书》，从以“○”代字到以字补“○”，从不分卷到分为10卷；我们可以梳理出其中的去伪存真及增删整理过程。同时，这两个抄本的发现，还向我们展示了太谷学派在清末及民国年间的传播经历及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说明了儒家学说在中国民间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摘录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一期，王明发《新发现的两部太谷学派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