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下令于京师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但随即以建厂需考虑取水运煤之便而将厂址改在天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财政处奏报天津厂于五月开机先行试造铜币，并附《银钱总厂简明章程》呈阅:“命名曰户部造币总厂。所造三品之币，即文曰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厂试制“大清金币”，币面镌帝号及岁次“光绪丙午年”造，次年再造岁次改丁未(1907年)的金币，这是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制作的金币，也是清代唯一的一次。由于朝廷对近代货币学的认识非常有限，币制争议没有结论，使清政府在“圆两之争”与“金本位”、“银本位”的各种主张间举棋不定。造币总厂无所适从，忽依前说，忽依后说，许多版本的样币根据不同的提案产生，无疾而终的两款大清金币即其中之一。清末民初的中国钱币有许多未定之事，只有了解那个时期的特殊背景，方可如中国货币史权威彭信威教授所言“才能
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两重的大金币，在行用上不切实际但金本位之目的是在稳定汇价，并非要使用金币，他解释说“把中国的币值钉住黄金的价值上，人民仍可以用银圆或铜元”。根据历史资料，银价在跌落后逐渐回升，光绪三十一年时已等于庚子赔款的基准，随后继续攀升。虽然银价的变动会造成其他损失但偿付外债时没有“镑亏”的问题，中国在庚子赔款的偿付上还因此有所镑盈”。金本位制的优点是汇价的稳定和对“镑亏”的预防，此刻对清政府来说，改革的动力大不如前。加上之前朝中重臣张之洞等的反对，尔后形势的发展更削弱它的好处，清政府自然也就没有推行金本位的兴趣了。当时中国黄金开采量非常低，根据美国造币厂1907年度的报告，该年中国开采黄金的总量是6771公斤，仅占当年全球产金量的约百分之一，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金币的发行。大清金币存世量由泉界耆宿的论述中可略窥一二。1943年5月《泉币》第18期记载张纲伯于1920年间得吉林厂平三钱银币一枚，意大利外交官罗斯见后愿以丙午及丁未大清金币一对交换；当时厂平市价一百数十圆，而金币每枚不过五十圆。到了20世纪40年代，“厂平银币之价犹昔，而金币毎品，万金亦不易得”；另戴葆庭在1943年9月《泉币》第20期中提到丁未一两金币“图案简洁，文字纤秀，与丙午金币，同属稀品”，“当时以铸额不多，而金本位制又未确定，流入市侩之手，多熔为饰物，昙花泡影，亦可叹也。民初，其价甚廉，近以金价沸腾，亦随之激涨数十倍”。因这两款金币呈请制作的公文档案尚未见披露，近年来有若干言论指其为臆造，造成藏家及商家的困扰。2010年出版的《造币总厂》一书中刊载了曾任职天津造币厂的李伯琦在1934年以李国瑰之名发表于《学风》第4卷第6期上的《中国金币考》内的一段记述颇具参考价值：“大清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年，北洋厂铸，乃日本雕模，较一般银圆略大，用赤金，重库平一两，背蟠龙文，面中‘大清金币’四字，左右‘丙午’或‘丁未’二字，下‘壹两’二字。”“…袁项城督直时，铸千枚进呈慈禧太后云:备慈圣年赏之用。’实则臣贿其君，于《币制则例》毫无根据，故名曰币，实不得谓之币。间有流落人间者，多售于银楼，或改制簪珥。故铸数虽多，而人间见者鲜。”由于条例此时尚未确立，“无法可违、无法可循”，所根据的是《银钱总厂简明章程》。大清金币的性质或有可非议之处，但其真实性无庸置疑。李伯琦此文指其为日本雕模也解释了何以“文字纤秀”，币模委托日本并非没有先例，如“户部一两”银币即由大阪造币局代刻模具。数量：1